在我的印象里，名人故居大多保存完好，它们往往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时常出现在电视纪录片里，还有一些故居被辟为旅游景点，则更是修缮一新，游人络绎不绝。绝未曾意想到现实当中，有的名人故居竟然会如此破败、恓惶。进一步则想到，历史上许多作家都曾在北京暂住，那其他故居的境遇又如何呢？由此，我开始有意识地爬梳资料、实地查找，寻访现代文学时期存留在北京的作家故居。这几年前后算下来，亲自看过的故居大约有六十余处。不但我自己看，一年一年还领着中文系的学生去一块去找、去看，去体验、去思考。在寻访、考察的过程中，一个“北京文化地标”的概念慢慢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一、现代作家故迹是北京文化地标的重要资源
除去明朝初年和民国时期曾短暂的定都于南京和重庆之外，自金代以来，在800余年的历史中，北京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的建设和发展见证、伴随、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近代演变和现代转型。而凭借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优越地位，北京吸引了大量的文化精英汇聚于斯，尽管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曾经南移、西迁，但是文化中心的地位却从未旁落。即便放在世界范围来看，北京也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瑰宝。
北京保有大量历史文化古迹，但是就北京的文化地标建设而言，我们还有许多人文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地利用。北京的文化地标建设，目前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以故宫、天坛、颐和园、恭王府、十三陵等皇家建筑为载体，具体落实在千年帝都、皇家气象这个方向；二是以“鸟巢”、“水立方”、新央视大楼、国家大剧院等“创意建筑”为载体，凸显当代北京的现代气息和创新精神。但这两者共同强调的实际还是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这固然是北京所特有的文化优势，但是除此之外，“现代文学”时期的、具有市民文化色彩的许多“作家故迹”却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更遑论开发与建设。
北京宣武区有许多明清时期的会馆，晚清、民国时期，许多现代作家初到北京都曾在会馆暂住，康有为、梁启超在南海会馆，鲁迅、孙福熙、许钦文在绍兴会馆、沈从文在酉西会馆，林海音在晋江会馆。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京派”文学的策源地，许多文人都曾在北京置办房产，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冰心、梁实秋、老舍、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徐志摩、丁玲、艾青、萧军、赵树理等等，简直不可胜数。郁达夫、萧红、巴金等托足于此的时间虽然短暂，可他们在北京期间的行迹也都可以查找得到。和作家们关系密切的大学、书局、杂志社、图书馆、报馆等旧址则是近现代历史最为重要的实物见证。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女子师大等，中国第一批现代大学半数集中在北京，许多作家、学者都曾在其中任教。京师图书馆、松坡图书馆、京华印书局、北新书局等这些官办、民办的文化机构，是梁启超、鲁迅等日常生活重要而又有趣的延伸。《京报》《晨报》等刊物则记载了邵飘萍等知识分子为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民主梦想而付出的历史性努力(京报馆目前尚存，位于魏染胡同)。许多文人、学者最后终老北京，除八宝山之外，香山、万安公墓甚至北京城区里都存有他们的坟茔、墓葬。今日北京城里许多商铺、学校、机构的楹联、牌匾也都出自这些文人之手。庙堂之上者如郭沫若手书的“故宫博物院”，市井之间者如老舍的亲属胡絜青题写的“白塔寺药店”、“北京满文书院”和舒乙撰写的“护国寺小吃”等等。
故居、旧址、墓葬、墨迹等等，这些作家故迹都是文化地标建设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它们散落在北京城各地，特别是这些作家丰富的经历更为拓展这些故迹的人文魅力、提升北京文化地标的品格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游历其中不啻于徜徉在博物馆、画廊里，由此可以说北京城本身就是一座庞大的艺术博物馆。
二、北京四合院与城市精神的丰富表情
由于长期的文明发展，北京城内各种风格的建筑共生并存，红墙碧瓦的宫殿庙宇，棋盘状的明清街道、四合院，高大宏伟、兼具苏俄风格的“北展”、 “军博”，以及带有鲜明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引起广泛争议的“鸟巢”、西直门嘉茂大楼、朝阳门soho“大鲸鱼”等等。北京如同一座庞大的建筑博物馆一样，以其735平方公里的展区面积容纳和展示着这些“藏品”。而这些建筑所彰显的城市精神是完全不同的。许纪霖、陈平原等都曾就此做过论述。如果说“城市精神”是对一座城市的全部历史和发展方向的提炼、概括的话，那么这些不同功能、形制、风格的建筑则堪称是这座城市的具体“表情”。
总体来看，明清时期的皇家宫殿和建国初期具有苏俄风格的建筑共同体现了北京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那些后现代主义风格“奇奇怪怪的建筑”实际上则象征了金融资本文化在北京的抢滩登陆，毫无北京特色，简直是北京最木讷的一副表情。而介乎这两者之间、应当引起重视的，则是北京城里星罗棋布的、那些文人作家存身于此的四合院。1986—1991年间发行的民居邮票中，“北京民居”的票面图案即为青砖灰瓦、一正两厢的四合院。四合院是北京最生动、最传神、最具市民气息的一幅表情。
四合院集中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四合院四向合围，既不是三合，也不是一字排开，这正暗合了《周易·说卦传》里“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为方”的说法，而院子中庭又恰好合乎五行“中央戊己土”的方位理论。无论开门朝向，四合院都是坐北朝南，从宜居、实用的角度来看，北京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四合院的这种空间布局有利于最大面积地接受南来阳光的照射，同时也最适合北方随寒暑交替而来的季风。这其实和《周易》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思想有密切联系，是环境塑造文化的典型案例。四合院里，光照条件最好的正房一般供长辈居住。鲁迅西三条胡同的住宅，母亲鲁氏、夫人朱安连同他自己都住在北面的正房里，母亲和夫人则依照“东首西次”的观念分别住在东、西两屋。梁实秋在《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1978)中回忆到“内院上房三间，左右各有套间(耳房)两间。祖父在的时候，他坐在炕上，隔着玻璃窗子外望，我们在院里跑都不敢跑”，“上房是我们非经呼唤不能进去的，而且是一经呼唤便非进去不可的。我们战战兢兢的鱼贯而入。”北面的正房包括东西耳房，东西厢房包括厢房南边的盝顶，加上南面的倒座房，再配以一座影壁墙，四下合围这就构成一座简单的四合院。不过，严格地说来，这只能算是“四合房”，标准的四合院还要有屏门、垂花门、游廊以及后罩房等等。各个房间的位置、功能、样式、规模以及整座院落的装饰等也都大有讲究，难以尽述。院子里，房前屋后一般都种有树木和绿植，一些有条件的人家会搭凉棚、摆鱼缸。鲁迅的《秋夜》(1924)、冰心的《相片》(1934)，都曾提到院子里的树木花草。1953年老舍入住丰富胡同19号院并种下两棵柿子树，这两颗树也成为院子里最富裕文人情趣的景致，胡絜青遂将小院命名为“丹柿小院”。梁实秋晚年客居台北依旧怀念着北平中上之家“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梁实秋：《台北家居》)的生活情趣。
三、作家故迹是民族历史记忆的锚点
赵园先生曾在《城与人》里谈到“北京文化的形成与其说赖有天造地设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如说更是社会演变的直接产物。在‘成因’中政治历史因素显然大于其他因素”。现代文学时期，以高校、书局、报馆以及各类社团为依托，许多文人齐集北京。在“当代”，除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传媒团体外，中直机关、驻京部队也吸纳了大量的文学人才，尤其是随着户籍制度和人才流动机制的改善，怀揣梦想漂泊来京的外地作家、写手更是不可计数。北京之所以成为文化中心，这和其政治中心的强势地位是分不开的。而历史上，正是这两重身份的交相辉映和相得益彰，使得北京成为了一个重叠了多重“历史记忆”的文学意象。
有数年间诗人西川曾每日直线往返于崇文门和宣武门之间，中间必定经过正阳门，他回忆说“每过正阳门，我的目光便会在那高大灰暗的建筑上停留片刻……美国人保罗·s·芮恩施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一书中……所记录的北京是袁世凯、张勋、梁启超的北京。有时我的思绪就停滞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遥远的北京。”(西川：《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与之相似，浙江山阴籍老作家许钦文十八岁初到北京时即前往位于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投宿，当行至菜市口他忽而想到“有名的《呐喊》是在绍兴会馆里产生的，想来作者，当时也常在菜市口这地方经过。”(许钦文：《菜市口》)很明显，正阳门和绍兴会馆像个巫师一样召唤起了西川和许钦文关于历史的回忆，他们本人并没有经历过去，自然也理应不该有所谓的回忆。可是，这正如同哈拉尔德·韦尔策所说的那样“我们总是在历史的城市建筑群的框架之内活动的，从建筑史和城市建设角度看，这些建筑群可能是没有历史和没有面貌的，但它们却总是在以水泥、砖石和沥青的形式代表着物质化的历史时代。空间、高楼大厦和城市，都具有毫无疑问的和不言而喻的性质。恰恰是它们的这种性质，让人们很少注意到它们作为无意图地表达着历史的媒体而具有的功能和强大效果。(韦尔策：《社会记忆》)这其实是说，城门、会馆、四合院、墓葬、墨宝、胡同等等这些故迹其实是连通过去和当下的奇特中介，历史、传统并不是锁闭的，而是会不断随着新质的融入而发生改变。
近年来，围绕“记忆”和“北京”出现了不少成果，比如王军的《城记》(2003)、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2004)和《伶人往事》(2006)、章丽凡的《记忆：往事未付红尘》(2004)、陈愉庆的《多少往事烟雨中》(2010)以及朱文一主编的“当代北京城市空间研究丛书”等。不管是侧重于“往事”还是“空间”，这些成果实际上全都聚焦于北京，或专门或顺带，提及了北京大量的胡同、老宅等建筑，从宗教、行政、纪念、博物、校园等多个人文角度唤醒这些文人故迹沉睡的历史记忆。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的作家故迹正是历史记忆的锚点所在。
四、作家故迹保护与空间正义伦理
无论是从爱国主义教育、地域文化(文学)研究、历史文物保护还是从旅游资源开发、区域文化产业建设等方面来看，以民间、教育、文化为切入口，北京文化地标的建设，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然而事实却是，在城市化的改造、拆迁过程中，大量文人故居虽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实际上是以裸奔的方式抵御着时间以及各种势力的窥伺和蚕食，总体来看，这些院落的保护情况极为糟糕。
在许多四合院的门口，一面是“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另一面是“非开放单位谢绝参观”的白纸，“文物保护”实际上根本无从谈起，天长日久沦为面目全非的大杂院也就不足为奇，梁启超、陈独秀、田汉、欧阳予倩等故居都属此例，真可谓比比皆是。“火烧赵家楼”是载入史册的五四标志性事件，而现在“赵家楼遗址”却被改为一家雀喧鸠聚的饭店，这厢是墙上的“东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那厢是门口“车位已满”的闭门羹，不远处的“火烧赵家楼纪念碑”周围却堆满杂物，显得寒酸脏乱。无论从国史的哪个角度来看，北大红楼都是一座毫无疑义的文化地标，如今这里被辟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接待慕名而来的参观游客。殊不知“这个北大旧址建筑群已近凋零，少人知悉。京师大学堂部分已被改建成宾馆、餐厅，红楼老校区也被一些政府机关占用。”(吕宗恕：《“誓死保护北大旧址”》)类似这样的情况，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之道吗？
而更加触目惊心的，则是许多故居被毁于一旦，变成一片废墟。2012年1月，位于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维护性拆除”引起舆论哗然(号称“东城区教育基地”的赵家楼饭店和梁林故居是正对门)，而类似情况在北京远不只此一例。油漆作胡同1号庄士敦故居、八道湾胡同11号周氏兄弟故居以及小石虎胡同里梁启超、徐志摩、蹇季常、蹇先艾等文化名流曾共事的松坡图书馆，这几处我去寻访时看到的全都是一片瓦砾。
诚然，北京城内存有海量的作家故迹尤其是故居院落，在城市化改造的过程中，把这些全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现代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共同体，许多需求和功能都有理由得到满足，对于城市、特别是北京这样的特大型珍贵古城来说，规划、建设以及保护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稍有不当便可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其影响常常是历史性的。2012年，北京的“中轴线”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正式启动世界“申遗”进程。在媒体的宣传里，“中轴线”集中展示了北京的皇权文化与创新活力。但是实地走访一趟之后，我觉得中轴线整体上看起来并不和谐统一：永定门、天坛、自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天安门广场、故宫、鸟巢，这些风格迥异的建筑都沿途分布在中轴线上；而且其中不乏永定门、天桥、前门大街这样的“修复品”；此外不应忽略的还有单体建筑与周围建筑(群)的冲突，比如国家大剧院与金顶红墙的故宫建筑群，比如被东方新天地遮挡的古香古色的协和医院。这些问题使得中轴线难以形成统一的空间特色。而为了疏导北京而动迁保定和通州的决议是不是会让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始于赤诚、终于萧飒的“梁陈方案”？而北京的“空间正义”问题不也正是在优美与悲壮、历史与现代、缅怀与实用的多重交响中，而显得更加独特、更加复杂，也更加触动人心？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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