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普通的中学生到上过一年半军校的学员;从收集情报的情报参谋到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当上排长;从穿着草鞋加入抗战到进行游击战,金筠林先后加入过三支部队,87军、暂9军、淞沪游击指挥部,参加过浙赣战役,保卫过金华,还在东阳(磐安)打过游击。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日前,记者带着对老兵的敬佩采访了今年96岁的老兵金筠林。
有幸成为黄埔军校中的一员
1920年,金筠林出生在金华雅芳埠村的一户家庭中,父亲是浙江法政学院毕业的,当过律师,还曾是金华县的参议员,金筠林5岁时,就随父母搬到了金华市区居住。在父亲的影响下,金筠林从小便在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先是在常山中心小学就读,后来上了中学,叫作新中学,作新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后来并入金华五中。17岁那年,金筠林便辗转到了杭州,在浙江大学代办高级工业学校读书。
正当金筠林打算安心读书的时候,1937年,抗战爆发了,当时浙江省的省主席是黄绍竑,于是那时候浙江省所有的学校都被迫搬迁,全部的学生也一起跟着到了丽水碧湖,想着能在偏远的地方有一个清静之地。“当时全浙江省的学校都在那里,学生那个多啊,但是学生们的衣食却还是全部由公家供应。”金筠林回忆道,“抗战爆发的那刻,我就知道书是再也读不下去了,与其躲躲藏藏,不如到部队为国家出一份力。”
当时学校分科分班时,还有抗日自卫队、干部训练班等班级可供选择。当时武义办有一个干训班,是由碧湖的训练团分出来的。于是,金筠林报名参加了在武义的干部训练班。
武义干训班有一个中队长,叫唐镕章,跟金筠林的关系还算不错,听说金筠林想去部队后就打算带他一同前往江西的吉安,那时候唐镕章的叔叔唐冠英是国民党中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工作训练团第三团的教育长,当时蒋介石就是训练团的团长。在一番考虑和计划后,金筠林便跟着唐镕章来到江西吉安,正式成为了战时干部工作训练团的一员。巧合的是,没过多久,黄埔军校二分校就到训练团招生了。
好几千人参加考试,只招120人,可见考试难度有多大,回忆起当初进黄埔军校的过程,金筠林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当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考得上,但既然成为黄埔军校的一员,我就应该尽全力为抗战出一份力。”就这样,金筠林顺利地成为了黄埔军校的第15期学员。
进了黄埔军校以后,刚进去就是分班,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五大兵种,因为个子的原因,金筠林被分配到了步兵第八总队第一大队第二队第九班,还当上了副班长,一个班16个人,8个人是机枪组、8个人是步枪组。
在黄埔军校二分校学习的日子里,军校对学生时间的安排也很紧凑,除了学战术、学看地形、学构筑防御工事,还得学骑马,学打枪,还有野外演习、战术实行、野营学习。在学校里睡的是那种高低铺的铁床,每天天没亮军号声准时响起的时候,金筠林跟其他的学生们便要迅速起床、叠完被子、穿好衣服、打绑腿、整理完内务,第一时间冲出寝室,到操场上立正站队,开始一天的训练。
如果在学习当步兵之前,金筠林对步兵这一兵种还有所怀疑,那么在学习当步兵后,他才知道在战争中步兵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想要占领一座城池,只有在我们步兵的双脚踩在城里的土地上,才算是真正攻占了这座城池。”金筠林说道。因为抗战的爆发,让本来三年的军校训练被缩短到了一年半,但这一年半也足够让金筠林学到了不少东西。
每个士兵的背包里都绑着一双草鞋
在军校经过一年半的艰苦学习,1941年,金筠林从黄埔军校毕业。毕业后,金筠林和同班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驻地在湖南益阳的87军,军长是周祥初。同学有的分配在参谋处,金筠林则被分配到了特务营的二连任少尉见习官,说是搞情报搜集的工作,其实特务连的任务就是保卫军部。没过多久,因为三排长的空缺,金筠林刚进入部队不到一个月便当上了少尉排长。
金筠林说,那时的生活很艰苦,军训时,每个士兵的背包底都放着一双草鞋,每天吃两餐,也不知道饿。
1941年,87军接到战区命令,急行军星夜从益阳赶赴湖北公安,在长江边上,策应第53军,攻打在江陵一带的日军。在部队接到命令的那天,金筠林跟随部队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战斗。
“部队从湖南开到湖北,在长江边的江陵开始攻打日本鬼子,我当时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打仗的经历,金筠林现在仍是历历在目,“部队从湖南益阳到湖北,当时一共打了几天几夜,但是无奈鬼子的工事太坚固,装备实在太好,所以也就没有攻打下来。”
87军完成任务后,又返回湖常德南整训,金筠林由少尉升为中尉。
在那一场战斗过后,因为家里来信说父亲病重,金筠林连忙请了假回家看望父亲。回到家乡后,因为父亲的身体原因,部队回不去了。
但在抗战时期,最终金筠林还是决定背井离乡去出一份力。在金华,金筠林碰到了在黄埔军校同期的同学——奉化人张邦伟,听说金筠林要去部队后,张邦伟便推荐给自己在暂编第9军任副军长的舅舅陈式正。
金筠林的同学在暂编第9军当连长,当时暂编第9军的军部驻扎在新昌县的大佛寺。
“暂9军的军长冯圣法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听说我是黄埔十五期的,就把我安排在暂编第34师当上尉参谋,我就成为了搜集情报的情报参谋。”金筠林说。
当时金筠林所在部队驻防的区域就是在绍兴至上虞一线,早在1937年12月24日杭州已经沦陷成为日占区,部队撤离时,把南下的必经之路——钱塘江大桥炸断,拖延了日军南下的时间。
金筠林在这时就被派出去侦察敌情,搞清楚日军在什么时候发动进攻。
“刚开始天空中就多了日军两架飞机,这时候日军就利用飞机进行轰炸,而步兵就在飞机的掩护下开始进攻。当时日军的装备精良,有飞机、坦克、大炮,士兵都穿着皮鞋,而我们部队武器又差,士兵都是穿着草鞋,多数时候只有挨炸的份。”接火后,日军发起多次冲锋。战士们在掩体内,用重机枪英勇狙击。
打了两三天后,日军开始撤退,但部队也吃了不少亏。部队撤到嵊县休整,因为作战失利,军部追究责任,作为情报搜集的情报参谋,因为情报不确定,金筠林被判刑一年,第三营的营长被判刑三年,另一位副官也被判刑半个月。和金筠林关在看守所里的有好几个军官,其中有一个中校营长(湖南人)、一个少校营长(山东人)。
金筠林说,他们被关在看守所里,相对还比较自由,可以穿军服。没过多长时间,日本人又要来进攻,规模比上次还要大,看守所就把他们这批军官放了。
在暂9军的防线被攻破后,日本鬼子占领了嵊县。
从看守所里出来,金筠林回到部队的驻地,部队已经提早撤退,却再也找不到人了。
部队联系不上了,过后没多久,金筠林遇到了一支名叫“淞沪游击指挥部”的队伍,指挥官是薛天白,金筠林去投奔他,心想,在游击指挥部也一样打鬼子,心就安定下来了。
据了解,这支队伍是从上海一路向南撤下来的,队伍一路收编了不少被打散的人,有数千人。在加入这支队伍后没多久,指挥官就任命金筠林为第五支队的副支队长。第五支队有1000多人,金筠林的副支队长相当于副团长的级别。
数千人化整为零,分散在绍兴、上虞、东阳(磐安)等地打游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袭击日军,炸炮楼、炸铁轨,夜里去摸敌人的岗哨,让鬼子不得安宁。也正因为如此,游击队在一个地方的时间都待不长,金筠林就在绍兴、东阳、上虞等地的游击战中随着部队度过了两三年。
1943~1944年左右,“淞沪游击指挥部”的部队开到丽水碧湖,金筠林说,这是他第二次到碧湖。32集团军司令长官李默庵是黄埔一期的,对队伍进行整编,金筠林被任命为教导团第一连的少校连长。1945年,部队派他和一个姓张的主任去位于上饶的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汇报工作,受到了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接见。也就在这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的胜利。那一天晚上的上饶,充满着喜庆的气氛,真的像过年一样。到处放起了鞭炮,金筠林乐得睡不着觉,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金筠林说:“抗战八年,当兵的苦,老百姓更苦。九死一生,我根本想不到,自己能活到今天。”
回到金华后,金筠林在浙西师管区任一科科长。浙西师管区兼金华城防司令是周振强,他是黄埔一期的,诸暨人,副司令是陈诚部长的侄子。
金筠林家里在市区默相坊有一套房子,金筠林就住在那里。
也曾有过80元一个月的高工资
金华解放后,金筠林开始了新生活。但好景不长,一位来自永康的同期同学,告诉金筠林说公安局有人要找他。金筠林在金华市区待不住了,就跑到雅芳埠,当时金筠林有一支勃朗宁手枪,他一直把手枪藏在家里的隔墙里面。乡政府就有干部来找金筠林。金筠林就把手枪交给了乡长。乡政府给他开了一张收条,这事就算了。后来,按照当时的政策,金筠林每天要到在仙桥排塘的区政府里写交代材料,早出晚归,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结果下结论说金筠林有特务嫌疑,于是金筠林和父亲商议后,就离开了金华。
1950年,金筠林来到上海,在一个仪器厂工作,因为他以前在浙江大学代办高级工业学校学的就是机械,所以就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后来,江苏常州的一个医疗机械厂来上海招工。金筠林就带了60个工人来到江苏常州医疗器械厂,这个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很看重金筠林,和他关系很好。
1958年,金筠林当上了车间主任,每个月有高达80元的工资,但金筠林却愿意自动减5元的工资。金筠林说:“除了自己的技术好外,厂长兼党委书记的王洪千可以说对我非常好,碰到我有一次到上海被一个同在部队的人检举,被公安局拘留,也全是厂长派人到公安局保我出来的。”
后来,金筠林被判刑8年。因为看中金筠林的技术,进看守所的第二年金筠林便应看守所所长的要求到了隔壁的工厂工作。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回到看守所,这样的生活让本来精通机械的金筠林又拿到了好几样技术革新的奖。
1966年刑满释放后,金筠林又被派遣到洪泽湖农场修配厂当工人。1975年,金筠林回到金华跟家人团聚,回家的第二天,公社农机厂就来找金筠林,让他到社办工厂工作,任技术员。落实政策后,1978年金筠林在联运公司修配厂工作,一直到1980年退休。退休后还在厂里工作了几年, 1985年,金筠林当上了金华市政协委员。上世纪80年代,金筠林还被选为金华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第一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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